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
坚持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这4条原则，是针对实践探索中出现的脱离实际盲目布局和投资、一哄而上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忽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发展轻改革等问题的纠偏。实践中要始终坚持这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4条原则，强调以创新培育新动能，以改革破除发展障碍，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推动新旧动能平稳转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钟辉勇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新旧产业之间的分化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具有客观必然性，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率差异是真实的，部分传统产业确实面临需求收缩和竞争加剧。但另一方面，当前资金和政策过度集中于少数赛道，既推高了新兴领域的资产价格，也加剧了传统产业的收缩压力，使分化程度超出产业规律本身的幅度。不过，新旧产业并非简单对立，部分新兴产业尚需检验其真实效率，部分传统产业正通过数智化、绿色化改造获得新的生命力。
《意见》要求，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滕泰认为，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评判标准，可以避免以产业标签判断新旧，使资源真正流向效率更高的部门。他还认为，打破新旧产业分化，要打破户籍、社保、土地等方面的体制性壁垒，畅通要素流动通道，这是缓解分化的根本途径；此外，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助于形成有效竞争，从根本上改善新旧产业的景气分化。
钟辉勇表示，长远来看，关键不是放慢新兴产业的发展步伐，而是加快新技术向传统产业扩散，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劳动力技能提升，同时扩大有效需求，使创新发展成果转化为经济整体生产率的提升。
将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企业研发项目按程序上升为国家项目
《意见》将“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列为5大任务之首，包含5项举措，分别是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明确了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着眼长远，《意见》部署“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立足当前，《意见》部署“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从政府有为角度，《意见》部署“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从市场有效角度，《意见》部署“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意见》将“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作为重大任务之一，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中部署，就是要引导大家更加重视应用导向，将科技创新目标锚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
钟辉勇认为，创新方向和技术路线应主要由企业探索、市场检验，政府则应重点支持基础研究、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公平竞争。政府的“有为”应更多体现在营造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创新环境上，而不是替企业选项目、替市场配置资源。尤其要避免地方政府争相布局热门产业，以财政补贴代替市场竞争，最终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方面，《意见》提出，将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企业研发项目按程序上升为国家项目，鼓励企业牵头国家科技任务，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建立用户考核评价成果的机制，强化企业成果转化主体地位。滕泰认为，这将有助于打破所有制壁垒，形成平等竞争的创新环境。
“让企业心无旁骛搞创新，关键是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让长期投入有保障、创新成果有回报、研发试错有空间。”钟辉勇说，政府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公平竞争，完善长期资本支持和研发容错机制。对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企业研发项目，可以按程序上升为国家项目，但应尊重企业自主选择技术路线，以实际创新成效检验支持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主要有三方面考虑，一是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时代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二是人工智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支撑；三是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和商业化规模化应用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系统工程。
滕泰认为，人工智能发展必须站在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高度。当前存在一些对短期算力是否过剩的讨论，其实无须担忧，首先，人工智能算力建设与制造业、建筑业等不同，它是跨行业的，算力可以支持所有行业，Token是通用的。其次，它是跨区域的，算力是否饱和，不能从某个区域或某个行业衡量。再次，它支撑未来各行业产业革命所需的所有场景，应基于这一前景来看待人工智能算力建设。“看待人工智能发展，要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站在全球视角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同时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做好政策支持、营商环境建设，放开不必要的政策约束，更多依靠风险资本，发挥企业市场主体作用，才能体现中国的真正优势。”
